内容提要:对于以过失为主观特征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 应当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应当通过修改刑事立法, 构建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处理模式; 另一方面, 应当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的社区矫正处遇模式。

交通肇事罪是指, 行为人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从而危害了公共安全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和相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罪可分为一般交通肇事罪和重大交通肇事罪。所谓重大交通肇事罪是指, 交通事故造成2人以上死亡的; 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 起点在6万元至10万元之间的; 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所谓一般交通肇事罪是指, 交通事故造成死亡1人, 或者重伤3人以上; 重伤1人以上, 情节恶劣, 后果严重的; 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的数额, 起点在3万元至6万元之间的。据统计, 一般交通肇事罪占所有交通肇事罪的90%以上。目前,我国交通肇事犯罪呈高发态势, “严打”成为实践中防控这一类犯罪的应急手段。①笔者认为, 预防和减少交通肇事犯罪无论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 还是对家庭及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不同类型的交通肇事犯罪, 应当分别采取宽严相济的控制方略。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等重大交通肇事犯罪, 应当予以严厉打击; 对于以过失为主观特征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 应当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

一、构建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处理模式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 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 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 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1]。从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本身看, 它属于过失犯罪案件。相对而言,过失犯罪较之故意犯罪罪过较轻, 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无宿怨, 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也相对较少, 当事人双方更易趋向达成和解。对于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而言, 刑事和解所强调的是当事人双方以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 在公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审查下, 和解协议得到确认。它与交通事故的“私了”有所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通法》) 第70条规定: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未造成人身伤亡, 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 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 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由此可见, 对交通事故的自行解决( “私了”) 有两个条件: 第一, 没有造成人身伤亡; 第二, 当事人双方对事实和成因没有争议。简言之,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 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 当事人可以“私了”解决。在实践中, 除了轻微交通事故实行“私了”, 一方或双方酒后开车, 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交通规章的行为, 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甚至触犯刑律的, 也在私下解决。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庭鹏认为, 这将会带来很大的社会危害, 应当明确规定此种“私了”为无效“私了”, 肇事方在受到严惩的同时, 也要出台有关政策和法规, 对非肇事方进行相应法律制裁, 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2]。我们研究交通肇事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促使立法将一部分“私了”案件合法化, 以使纠纷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目前, 我国正在讨论修改1996年《刑事诉讼法》, 陈光中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明确提出, 刑事和解应当作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加以确立。有鉴于此, 本文仅围绕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适用阶段、程序的启动以及监督等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地讨论。

(一) 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应当适用刑事和解

我国《交通法》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明文规定了交通事故案件的调解程序。例如, 《交通法》第74 条规定: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 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 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实施条例》具体规定了交通事故案件的调解程序。《实施条例》第94条规定: 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争议, 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的, 应当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调解申请。对交通事故致死的, 调解从办理丧葬事宜结束之日起开始;对交通事故致伤的, 调解从治疗终结或者定残之日起开始; 对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 调解从确定损失之日起开始。第95条规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期限为10日。调解达成协议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书送交各方当事人, 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共同签字后生效; 调解未达成协议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送交各方当事人。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第96条规定: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再受理调解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期间,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调解终止。由此可见, 我国对现有交通肇事案件的处理, 无论是普通的交通事故案件, 还是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交通肇事案件, 都可适用调解程序。在我国, 公安机关既是行政机关又是刑事司法机关, 因此, 交通肇事案件的调解具有行政调解与刑事调解的双重性质[3]。

从实践看, 不论属于交通事故还是一般的交通肇事犯罪, 公安交警部门均可介入对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的责任予以认定, 并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如果涉嫌交通肇事犯罪, 此认定书便类似于刑事证据中的鉴定结论, 对案件起证明作用。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 公安机关不能在调停双方纠纷的基础上撤销案件, 而应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06年12月18日, 犯罪嫌疑人刘某驾车搭乘张某、邹某、杨某三人从四川省武胜县往岳池县方向行驶。当车行至岳武路某路段时, 因散落在路面上的鹅卵石引起车辆侧翻, 造成张某受伤后, 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其余人受伤和车辆部分受损。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犯罪嫌疑人刘某负主要责任。12月20日, 武胜县公安局以交通肇事罪将此案移送武胜县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鉴于犯罪嫌疑人无前科, 在案发后有悔罪表现, 且其家人正积极与被害人亲属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协商, 武胜县人民检察院于12月26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刑事和解。在和解会上, 刘某的家属对被害方真诚地表达了歉意, 并转达了刘某的悔改之情, 双方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并当场履行, 被害方书面申请对刘某从轻处理, 双方达成书面的刑事和解协议。武胜县人民检察院遂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刘某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4]。笔者认为, 这起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存在以下几方面刑事和解基础: 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后及时抢救被害人, 其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处理的态度较好, 社会舆论倾向于赔偿被害人损失、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与之相比, 在严重交通肇事犯罪案件中, 被害人报应心理较强, 犯罪嫌疑人案发后态度消极, 社会影响较为恶劣。因此, 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关键词: 交通肇事 刑事和解 一般交通肇事犯罪 社区矫正 内容提要: 对于以过失为主观特征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 应当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应当通过修改刑事立法, 构建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处理模式; 另一方面, 应当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的社区矫

(二) 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处理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 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1肇事者的有罪答辩。有罪答辩意味着肇事者承认犯罪行为是自己所为, 认识到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危害。近年来, 随着强制保险制度的推行, 因交通肇事案件引起的肇事者对被害方的损害赔偿的履行有了更好的保证。在确保损害赔偿的基础上, 重在精神补偿与关系修复是刑事和解制度设计的初衷。以肇事者有罪答辩为先决条件的交通肇事刑事和解程序能够为被害人提供疏通被阻滞情感的渠道。21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双方自愿。交通肇事案件能否进入刑事和解程序, 必须有当事人双方严格的意思表示, 特别是被害人的意思表示。只有加害人和被害人达成一致意见, 双方自愿通过刑事和解处理纠纷时才能适用刑事和解。即无论是肇事者的悔罪、道歉和赔偿, 还是受害人放弃对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追究, 都必须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正因为如此, 刑事和解协议达成后, 加害人或者受害人均可以随时撤回。在此种情况下, 应当根据案件所处的阶段, 作出不同的处理决定。

(三) 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

依据我国《交通法》的有关规定, 虽然公安交警部门具有先行处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介入权, 对事故所涉及的当事人、亲属、矛盾点等情况比较了解, 但是, 公安机关不能在调停双方纠纷的基础上自行撤销交通肇事案件, 而应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在实践中, 由于公安机关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没有实体处理权, 只能移送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处理决定, 致使诉讼过程明显拉长, 诉讼成本增加, 诉讼效率低下, 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也陷于诉累之中。有鉴于此,笔者认为, 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犯罪的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

具体而言, 在犯罪的侦查阶段, 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实体处理权。笔者在调研中发现, 公安交警部门通过刑事和解方式处理的交通肇事案件已不在少数。与其听之任之, 不如在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不移交起诉的权力, 并加以严格的法律规制。笔者认为, 应当通过修改完善《交通法》, 对于符合一定条件、可能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交通肇事犯罪案件, 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实体处理权。其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11肇事者与被害人有亲情关系, 肇事者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由于一般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 刑事赔偿往往针对亲属进行; 如果交通肇事发生在夫妻、父子、父女等亲属之间,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亲属间可以达成谅解, 追究刑事责任则比较牵强。因此,此类案件可以分流给公安机关以和解方式结案, 而不必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1双方当事人在肇事后已达成协议, 且被害人同意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即在公安交警部门依行政程序处理交通事故时, 双方当事人就责任认定及赔偿等都已达成一致意见, 并且被害方明确表示不必追究肇事方责任。对于这种情形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 可分流给公安机关处理。当然, 公安机关作为犯罪的侦查机关, 如果对刑事案件有过大的实体处理权,可能会产生随意放纵犯罪的弊端。因此, 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情节较轻的涉嫌交通肇事的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应当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进行“必要的审查”。例如, 公安机关定期向检察院报送自行处理的交通肇事案件简要案情及处理情况; 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抽查部分侦查案卷等。根据诉讼经济的要求, 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必要审查的基础上, 将部分情节较轻的涉嫌交通肇事的案件分流给公安交警部门处理, 不仅能够使受害者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经济补偿, 而且能够减少司法机关与当事人双方的诉累。

在审查起诉阶段, 公诉机关掌握是否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被害者一方, 可以主动向检察机关提起和解请求, 包括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法定代理人以及近亲属在被害人授权或被害人处于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情况下, 可以代为向检察机关提出; 交通肇事案件的被告人、其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辩护人, 也可以代为向检察机关提出和解请求。当公诉机关收到被告(害) 一方的和解请求之后,应当立即向被害(告) 人发出告知书, 告诉对方请求和解。对有和解可能性的案件, 公诉机关应该立即进入对案件的审查工作, 并最终由检察委员会(以下简称“检委会”) 作出决定是否启动和解程序。如果检委会决定可以启动和解程序, 那么将进入正式的刑事和解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 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双方已经提出过和解的要求, 但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不适宜适用暂缓起诉, 并向审判人员提出启动和解程序的建议, 法官认为可以进入审判阶段的和解程序。该程序基本和审查起诉阶段的过程一致。不同的是, 被告人可以提出对自己适用什么量刑的建议, 经法院审查后,宣判对其适用缓刑或相对较轻的刑罚; 另一种情况是, 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并没有提出刑事和解的请求, 或者虽然当事人曾经提出但被检察院驳回,在审判阶段当事人再次提出刑事和解的请求, 由法庭审理认为有必要启动和解程序的, 应与检察机关协商决定是否启动和解程序。如果决定启动刑事和解程序, 由被告人、被害人、法官、公诉人四方参与和解。2006年1月7日凌晨, 24岁的大学生张强(化名) 因酒后驾车失控撞死路人,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法庭审理中, 张强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了深深的悔意, 同时也流露出对前途感到茫然。庭审后, 法官到张强所在的某戏剧学院进行走访。从校方反馈的信息看, 张强在校期间成绩优异, 为人也不错, 即将毕业步入社会。但根据校规, 其一旦被判处刑罚就会失去学籍, 校方为此也深感惋惜, 希望法院能从轻处罚。事发后, 张强的家属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40余万元, 被害人家属也对张强表示谅解。综合考虑张强的悔罪态度、对受害者的赔偿及其个人前途等因素, 法院作出判决, 认定其犯交通肇事罪, 依法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5]。

(四) 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及监督

鉴于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整个诉讼阶段, 可以考虑将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权分配给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 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 分别由公、检、法三机关来决定是否启动刑事和解程序。但是, 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公、检、法三机关也有义务告知有关的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当事人有权在达成和解协议后申请启动刑事和解程序。

公、检、法三机关在接受一般交通肇事案件当事人的申请之后, 应当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是否具备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可行性; 犯罪嫌疑人是否承认犯罪及其悔悟态度如何; 被害人对参与刑事和解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尤其要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加害人“以钱买法”或受害人被胁迫参与刑事和解的情况。经审查, 如果认为具备了刑事和解条件, 即可以启动一般交通肇事案件刑事和解程序。 关键词: 交通肇事 刑事和解 一般交通肇事犯罪 社区矫正 内容提要: 对于以过失为主观特征的一般交通肇事犯罪, 应当采取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应当通过修改刑事立法, 构建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处理模式; 另一方面, 应当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的社区矫

二、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的社区矫正处遇模式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 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6]。目前, 我国ob欧宝体育富网入口、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已开始社区矫正的试点。在各地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因一般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对象所占比例很大。据常熟市司法局介绍, 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中, 其中一半以上为交通肇事罪[7]。2006年8月, 笔者在天津市北辰区S镇社区矫正调研中发现, 该镇有社区矫正对象10名: 其中缓刑犯8名、假释犯1名、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人1名。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对象有7名。笔者对这7名社区矫正对象以及对其进行帮教的社区矫正工作者进行了深度访谈, 与该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一道, 探索对一般交通肇事犯罪者进行社区矫正的处遇模式。

相对于监禁刑罪犯而言, 社区矫正是在开放的社会中进行的, 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难度更大。为落实分管分矫制度, ○2S镇司法所对7名因交通肇事罪而接受社区矫正的社区矫正对象, 开展以学习交通法规、安全驾驶知识为重点的法制教育和安全教育。笔者在调研中发现, 虽然因一般交通肇事罪被判处缓刑、假释的社区矫正对象的罪名相同,但是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社区矫正对象有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 其家庭情况、生活经历、个人需求以及个性特点各不相同, 也要求社区矫正工作者根据管理教育个别化的原则, 采取个案矫正模式。

个案一: 社区矫正对象何某因交通肇事赔偿受害者家属而借债18万元, 妻子下岗, 儿子上大学。因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夫妻俩经常吵架, 何某精神压力非常大, 曾产生自杀念头。社区矫正工作者将情况向S镇司法所汇报后, S镇司法所找到社区矫正志愿者朱某(私企老板) 。朱某给何某在企业里安排了一个机修工的岗位, 目前何某每月有800元到1000元的工资收入。S镇司法所还为何某儿子交学费募集捐款4000元。何某十分感动, 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工作也十分积极努力。S镇像朱某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 他们活跃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 为矫正对象重拾生活信心作出自己的贡献。

个案二: 40 岁的于某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醉酒驾车将一名行人撞死, 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期5年执行。他在接受访谈时对我说: “服刑期间, 车是不可能再开了, 还好我会修理汽车,现在就靠帮别人修车来维持生计, 一个月下来能挣到七八百元钱, 生活虽然过得拮据了点, 但是, 起码的生计还可以维持。司法所的黄科长经常到家里去, 看望我生病的母亲, 还帮助我的母亲找老中医治病。我是一个囚犯, 在服刑期间, 不但没有人看不起我, 还处处帮助我, 时时询问我的困难, 我特别感动, 社区矫正真的充满了人情味……”

个案三: 32岁的胡某(女) 原本是一位公交驾驶员, 两年前驾驶公交车与同向行驶骑自行车的张某相撞, 导致张某脑部受伤, 因抢救无效而亡。胡某在肇事当天中午到交警大队投案自首。交警部门认定: 胡某负事故主要责任。胡某与张某亲属达成刑事和解协议, 并支付张某在医院的抢救费用和经济损失7万元。鉴于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县法院依法判处胡某有期徒刑2年, 缓期2年。胡某需参加社区(乡村) 义务劳动, 接受帮教和学习, 不得随意外出。尽管胡某还有1个月就可以解矫了,但她一直无法走出那场交通事故的阴影, 因神经衰弱而经常失眠。笔者在访谈中发现, 胡某驾龄只有两年, 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 面对突然发生的血淋淋的交通事故, 产生肇事后的恐惧心理,加之, 其生性胆小, 且心理素质较差, 经常感到极度的紧张, 挥之不去的阴影使其形成轻度的心理障碍。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 矫正对象会面临适应社会的诸多困惑。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针对矫正对象在适应社会过程中面临的心理、行为、人际关系等诸多问题, 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个案矫正工作。在开展个案矫正工作的过程中, 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要掌握矫正对象的基本需求, 掌握个案矫正工作的基本方法。例如, 在个案二中, 我们可以看出社区矫正对象的一些基本需求: 希望被视为是一个有价值和有尊严的人, 有获得被理解和被尊重的需求; 需要获得关切和了解, 对个人的问题希望能获得帮助; 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有自主选择和决定的权利; 希望有一定的立足社会的基础等。社区矫正工作者要了解和理解矫正对象的基本需求, 并运用专业的方法给予回应、处理和帮助。在开展个案矫正工作的过程中,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模式、家庭结构治疗模式等个案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模式能够给予我们较好的参考[8]。例如, 对个案三中的胡某, 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运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本着接纳、同情的工作原则以及支持、描述、宣泄等沟通技巧对其进行心理咨询治疗, 帮助胡某从交通肇事案件发生后的恐惧心理中摆脱出来。对个案一中的何某, 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运用任务中心介入模式和家庭结构治疗模式双管齐下,一方面帮助他解决就业难题, 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走访何某的妻子和儿子, 促使其改善与何某的关系,并协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做好帮教工作。

综上所述, 采用刑事和解和社区矫正处遇模式处理一般交通肇事犯罪问题, 是一种全新的刑罚理念。与传统的刑罚理念所关注的“已然的犯罪行为”有所不同, 其所倡导的全新的刑罚理念所关注的是如何有利于犯罪人的悔过自新, 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从根本上化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 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因此, 在我国刑罚改革的进程中, 必须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 增加刑事和解措施适用的有关条款, 推动社区矫正立法的早日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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